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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儒医”的由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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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中医药报  由于儒学在封建社会各学派中至尊至高的地位,因而“儒医”是医家中最高的称誉。尤其到了宋代,医学被认为是实现儒家理想的重要途径。范文正公(仲淹)在年轻尚未得志时,去灵祠祷告求签,问道,他日能成为宰相吗?得到否定的签后,便说,如果不能实现的话,就作一个良医吧。因为作良相固然可恩泽天下,既然神灵不允,那么能实现救人利物心愿的,就莫如良医了,因为作为良医上可疗君亲之疾,下可以救贫民之厄,中可以保身长全,除此以外,没有更好的途径了。此后,“不为良相,则为良医”就成为了旷世流风、儒士箴言,儒医的传统便形成了。当然,要成为儒医,就必须有一定的儒学修养,宋代设立了特有的教育机构——医学,它完全仿照太学之例。宋徽宗还颁诏,将医学脱离专管宗庙礼乐的太常寺而隶属国子监(中国封建时代的最高学府),从而使医学纳入儒学教育体系,以“教养上医,广得儒医”。并且按等级任命医官,使儒医的地位得到确立,从而开辟了一条“医而优则仕”的道路。儒医的提倡实质上起到了以儒学帮助医学、改造医学的作用。


  宋代儒士往往以不知医为羞,不少士大夫亲自整理收集验方、家藏方,如陆游的《集验方》、苏轼和沈括的《苏沈良方》等都属此类。  同时,客观上受宋代儒学“格物致知”学风的影响,不少宋儒也将研讨医学作为格物致知的对象,如王安石即自称:“……,至于《难经》、《素问》、《本草》、诸小说,无所不谈,农夫女子,无所不问。”又如北宋末年寇宗奭,宦游期间颇能留心医药,因发现当时本草著作不无脱误,于是深入实践,反复验证,搜访十余年,撰成《本草衍义》一书,太医学称此书“委是用心研究,意义可采”,对后世影响很大。金元四大家之一朱丹溪的医著《格致余论》中论道:“古人以医为吾儒格物致知之一事。”其也是弃儒从医的代表人物之一。其后清代兵部尚书、湖广总督吴其浚宦游所到之处广收植物标本,绘制成图,编成《植物名实图考》,为我国第一部大型区域性植物志,对植物分类学及本草学均有较大参考价值。


  此外,儒医之说还适应了相当一部分落魄儒士的需要,既可满足他们的精神心理需求,又可用来谋求生计。故因举业不成、国亡不仕或因忤罢官而改从医业并成为著名医家的不胜枚举,如董汲少年时考进士落第,遂放弃举业从事医学,成为宋崇宁大观年间(1102年~1110年)的名医,著有《斑疹备急方论》、《脚气治病总要》、《旅游备急方》等,传世至今。再如朱肱出身世宦豪门,元祐三年(1088年)中进士,历任雄州防御推官、知邓州录事、奉议郎等职,后因忤旨罢官。他身处逆境,常以贾谊的“古之人,不在朝廷之上,必居医卜之中”自勉,隐居杭州大隐坊,潜心医学,深入研究张仲景《伤寒论》一书,几易其稿,前后经二十余年时间,终于撰成《类证活人书》,流传甚广,影响深远。


  其他如汪机(号石山,著《外科理例》)、李时珍(著《本草纲目》)、葛可久(著《十药神书》)、杨继洲(编《针灸大成》)、汪昂(著《汤头歌诀》、《医方集解》)、陈念祖(著《医学三字经》、《时方歌括》等)……,均为由儒而医或亦儒亦医者,构成了中医学史上蔚为壮观的儒医群芳谱。由于他们的儒学修养功底较深,故最后取得的成就往往大大高于一般的医家,在著书立说方面尤为突出,这为后人留下了宝贵而丰富的医学遗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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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:阿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