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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炳南
2011/3/12 12:49:24 来源:医药卫生网作者:医药卫生网 阅读:14889次

赵炳南

赵炳南

赵炳南

赵炳南(左三)与弟子们研讨学术

赵炳南(左三)与弟子们研讨学术

赵炳南(1899-1984),中医皮外科专家。从医60余年,临床经验丰富。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,形成了自己皮外科治疗的独特风格。一生勤奋好学,诲人不倦,为中医学发扬光大作出了贡献。

赵炳南,原名赵德明,回族,经名伊德雷斯,祖籍山东德州。1899年5月出生于河北省宛平县(今属北京市)。父亲以打短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。赵炳南自幼身体羸弱多病,从5岁到7岁仅3年间就出过天花,患过痢疾,得过麻疹,发过疟疾。赵炳南后来回忆说:“我的童年生活饱尝了人间的痛苦与疾病的折磨,是今天的少年儿童难以想象的”。特殊的人生经历使他深深懂得生命的珍贵,在幼小的心灵里已播下了立志做一名为他人解除病痛的医生的种子。6岁时,赵炳南进入私塾开始了他的读书生涯,但因家境清贫,他的学习仅勉强维持了6年便中断了,被迫过早地走上社会。少年时期的赵炳南目睹饥寒交迫、在死亡在线挣扎的劳苦大众,心灵受到极大震动,这更加坚定了他立志做一名医生为民众解除病痛的信念。1912年,13岁的赵炳南开始在北京德善医室从师于名医丁德恩,学习中医皮肤疮疡外科。在短短的3年里,他研读了《外科准绳》、《疡医大全》、《外科启玄》、《医宗金鉴》、《本草纲目》等数十部医着。他刻苦努力、孜孜不倦的精神深深打动了丁老先生,故尽得其传。1920年,赵炳南自设医馆开始行医,悬壶于北京西交民巷。曾任当时北京市中医公会外科委员、华北国医学院外科教授等职。他在建国前行医30余年,救死扶伤,以人道主义和高超的医疗技术,救治过无数的病人和垂危患者。尽管做了大量有益于人民的好事情,却仍免不了权贵们的刁难与凌辱。

1949年,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,赵炳南获得了新生。他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安宁,更加勤奋,不断从中医学宝库里汲取营养,以发展中医事业为己任。1951年抗美援朝时,他主动提出免费为烈军属诊疗疾病,受到北京市人民政府登报表彰。1953年,他被聘为北京医院、中国医学科学院、北京和平医院等单位的中医顾问。1956年北京市第一所中医医院——北京中医医院诞生了,在党的中医政策感召下,他毅然离开了苦心经营多年的医馆,参加了医院工作。他把自己的药品、医疗器械、制药用具、办公家俱以及医馆部分设备无偿地捐献给国家,受到人民政府的热情赞扬和鼓励。

赵炳南先后担任北京中医医院皮外科主任、副院长、名誉院长,兼任北京市中医研究所所长等职务,并被推选为中华医学会及其外科学会及皮科学会委员,全国中医学会副理事长,北京中医学会理事长。担任过北京首都医学院中医系教授,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。还曾被选为第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七届北京市人大代表,北京人大常委会委员,第四、五届全国人大代表。

赵炳南一生勤奋治学,勇于实践他从事皮外科专业60余年,晚年则专门致力于皮肤病的治疗与研究,取得了可喜的成果,为祖国医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。纵观赵炳南对皮肤病的治疗,不难发现,中医整体观这一指导思想贯穿其治疗的全过程。他生前经常讲:“作为一名皮肤科医生,一定要牢记皮肤病多是形于外而发于内的”。因此,他非常重视对脏腑的辨证。在诸多皮肤病的致病因素中,对湿邪与热邪尤为重视。他认为,治湿是治疗多种皮肤病的根本,治热则是治疗皮肤病的关键。1975年由其徒弟和助手整理而成的《赵炳南临床经验集》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,全书共30万言,系统介绍了赵炳南的临床经验和学术思想,该书共收入病种51个,病例137例,还介绍了3种特殊疗法和行之有效的验方、常用方。此书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。博览群书,学古不泥 赵炳南一生精研多种外科专著,但在医疗实践中从不拘泥古书,通过65年的医疗实践,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。他灵活掌握经旨,注意疾病过程中的邪正关系,正确运用扶正祛邪或攻守相兼的治疗法则。如治疗疮疡疾患的阴证,他认为开始如攻邪太过,会大伤正气,造成正不抗邪,毒邪内陷而变生他证,结果是欲速不达。因此他主张外消之中,以补托为主,正气渐复,病势好转,因势利导,乘胜攻邪,则可取效。再用外消之剂,以消为主,逐渐正复邪衰,病势趋向好转,接着以扶正祛邪,消补兼施办法,以巩固疗效。

在治疗皮肤病的过程中,他遣药切中,用药精当,药少力专,抓住主证,药到病除。如对缠腰火丹(带状疱疹)后遗症属神经痛的老年患者,经他细心辨证分析,属气隔血聚之证,遂不拘泥常法,而投以川军破瘀止痛,其效立竿见影。又如他治疗风湿疡(急性湿疹)能抓住热盛有湿的特点,投以大剂量苦寒的龙胆泻肝汤来泻肝胆湿热,疗效显著。

重视心肝火盛,善用龙胆泻肝

熟悉赵炳南临床用方的人都知道,他在治疗急性炎症皮肤病时,最重视对心与肝胆的辨证,最喜爱的方剂是“龙胆泻肝汤”。他认为心肝火盛是导致急性炎症皮肤病的重要原因,而“龙胆泻肝汤”正是清泻肝胆实火,清利肝胆湿热的代表方剂。

龙胆泻肝汤,古医籍记载有数个,其组方药味却不完全一样。他常说,李东垣所述之龙胆泻肝汤方中无黄连、大黄而有柴胡,除了泻肝经湿热,治小便不利外,多有升散作用;《证治准绳》所载之龙胆泻肝汤方中无连翘、生地、车前子,而却有人参、知母、麦冬、五味子,除了泻心肝两经之火外,又偏于滋阴血;《沈氏尊生书》记载之龙胆泻肝汤方中无生地、车前子,而又加入青皮、白芍、柴胡等疏肝敛阴之品,这些都与临症所见之湿疡不完全对症。

因此赵炳南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认为:湿疡之为病,虽起于湿热,但急性发病时,常有热重于湿的特点。他紧紧抓住这个特点,采用《医宗金鉴•外科心法要诀》记载的龙胆泻肝汤为基础,自拟龙胆泻肝汤加减,方中用龙胆草泻肝胆湿热,生栀子清心火,泻三焦之热,而又用生地、丹皮、生甘草凉血解毒;木通、车前子、泽泻清利湿热,热重时加大黄以釜底抽薪。他既不用柴胡升散,又不用麦冬、五味子敛阴,但在临床实践中,深感清心火药力不足,故经常在应用龙胆泻肝汤的同时加入自创的以清心火为主的“三心方”(莲子心、连翘心、生栀子),以增强清心泻火之力。二方配合使用再加入除湿疏风之品,临床治疗急性湿疹、急性皮炎、带状疱疹、过敏性皮炎、药疹等急性炎症皮肤病(热盛型),每取良效。

“三心方”中的连翘心,目前不少药材部门不入药,可用竹叶代替,临床疗效亦满意。

重视湿邪为病,惯用除湿胃苓汤

赵炳南生前常谓:“善治湿疹者,当可谓善治皮肤病之半。”这句话听起来似乎有些言过其实,但仔细体会,却能悟出不少道理来。湿疹,按其性质可分为急性期、亚急性期及慢性期。前两期在临床上均有较明显的湿象。其发病机理不外乎湿热内蕴,或湿重于热,或热重于湿。

在治疗上,他惯用除湿胃苓汤,并根据热与湿的轻重不同而加减化裁。即使在湿疹的慢性期,皮肤出现干燥、粗糙、肥厚、角化等一系列燥象而无水泡、渗出、糜烂等情况下,仍用治湿之法。对此,他曾论:“正是因为湿邪有重浊、粘腻的特点,因此,病理过程迁延日久,湿邪停滞,日久化燥,肌肤失养,是导致慢性肥厚性皮肤病的关键,故仍以治湿为本”。

在治湿疹时,多采用健脾祛湿之法,善用薏仁、云苓皮、扁豆、苍术、白术等药物。他认为选用健脾祛湿之品是符合扶正祛邪原则的。当然,他也认为当利则利,因此,车前子、猪苓、防己、泽泻、萆?等利湿之品亦常使用。

重视调和阴阳,常用四藤配伍

在晚年的最后10年中,赵炳南的整体治疗观在临床工作中,更加突出地体现出来。他认为既然包括皮肤病在内的所有疾病的发生都是气血失和、阴阳失调的结果,那么整体调节就理所当然地显得必要,特别是对于那些慢性疾患尤为适用。

他曾说:“阴阳失调者,其脉象当是寸关弦滑,双尺沉细,上火下寒之体者则多见”。在他晚年治疗多种疾病的处方中,经常出现“四藤”,即天仙藤、鸡血藤、首乌藤和勾藤。曾有人询问他“四藤”何以调和阴阳?他笑答:“乃经验之谈也”。

衷中参西,各取所长 

赵炳南自13岁从师学医,对病人有深厚的感情。他常说:“为了解除病人的痛苦,一切为病人着想,我对医术无门户之见,对中西医两种医学,我一向主张取长补短”。事实也是这样,他在早年设馆行医时,就结识了很多知名的西医朋友,如方石珊、何显名等(都是当时有名望的西医专家),经常同他们切磋医术,取长补短。

他常讲:“医术是治病的工具和手段,不应有门户之见,应择其善者而从之”。所以,在治疗一些危重病人时,他并不反对配合一些西药和西医检测手段,如对一些深部化脓性疾病、深部化脓,脓不得出,古代都是用中药蟾酥进行麻醉,以白降丹腐蚀破溃,使脓排出,但常有麻醉不彻底引起病人痛苦的事,所以在他晚年行医过程中,主张局部用普鲁卡因麻醉,说明他是不拘门户,一切从病人出发的。他非常拥护中西医结合的方针,他曾说:“我有很多中医徒弟,也有很多西医徒弟,你们要团结起来,共同进步,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,为振兴中医事业贡献力量”。

(作者:赵恩道 钱文燕)

简历

1899年5月27日 出生于河北省宛平县三里河村。

1905——1911年 就读于宛平县城内私塾学堂。

1912——1920年 在北京德善医室从师丁德恩学医。

1920——1926年 在北京西交民巷开办诊所行医。

1926——1951年 在北京西交民巷开办医馆,独自应诊并带徒。

1951——1956年 参加北京联合诊所行医。

1956——1972年 任北京中医医院副院长,兼皮外科主任,皮肤性病研究所顾问。

1972——1984年 任北京中医医院副院长、名誉院长,兼北京中医研究所所长。

1984年7月 逝世于北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