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丹青难写是精神--傅山的“高韵”
来源:医药卫生报网作者:医药卫生报网 阅读:101513次

北宋改革家王安石曾写下《读史》一诗,慨叹历史上“高贤”的真“精神”难为后人所知。其中说:


  “糟粕所传非粹美,丹青难写是精神。区区岂尽高贤意,独守千秋纸上尘。”史书很难把先贤的真精神反映出来,甚至只表现糟粕。其实这是对自己身后的担忧。亦可把此诗之意在一定程度上用于明末清初的名医傅山身上,其真精神在清代近300年内,受到压抑,不得伸张。后人如果只知其医术或诗、书、画艺术,也是很遗憾的。


  傅山,山西阳曲县(今属太原市)人。初名鼎臣,后改为山,字青竹,后又称青主。别号多达54个,如公之它、公他、石道人、朱衣道人等。早年业儒,明亡时从事反清斗争,是著名的反清义士。曾被捕入狱,坚贞不屈。出狱后拒绝清朝的任何“功名”。在反清斗争的间隙及失败后致力于学术研究、诗书画创作和医药,在诸多方面均取得卓越成就,是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文化巨人之一。


  傅山本非专职医家,但其医名却非常卓著。清人张凤翔在《傅青主女科·序》中指出:“若医者,先生所以晦迹而逃名者也,而名即随之,抑可奇矣。且夫医亦何可易言?自后汉张仲景创立方书以来,二千年来,专门名家,罕有穷其奥者。先生以余事及之,遽通乎神。余读《兼济堂文集》并《觚剩》诸书,记先生轶事,其诊疾也微而臧,其用方也奇而法,有非东垣、丹溪诸人所能及者。昔人称张仲景有神思而乏高韵,故以方术名。先生既擅高韵,又饶精思,贤者不可测,如是耶!”张氏在此段论述中,感叹怀抱“高尚之志”的傅山,本为“晦迹”、“逃名”而“以余事”及医,孰料“名即随之”,医名大著,“抑可奇矣”。他将傅山与医学上的“专门名家”进行比较,认为其诊断疾病微妙而妥当,遣药处方神奇而有法度,超过李东垣、朱丹溪等历史上的医学大家。即使与医圣张仲景比较起来,也有其不及之处。张仲景虽有“神思而乏高韵”,傅山则“既擅高韵,又饶神思”。这里所谓“神思”,显然指医术的精湛、神妙,“高韵”则指医德思想的高尚。通观张氏此段前后文之意,并非说张仲景医德不高尚,只是思想境界上有不及傅山之处。仲景生当汉末,天下大乱,人民死于战火众多。他虽有治病救人之心,却无救民于水火之志。傅山生当明、清之际,胸怀救民救国之志,反对异族统治,坚持民族气节,不为威武所屈,贫贱所移,名利所诱,千方百计逃避权势,行医治病仅是其伟大思想、高尚品格的一个方面的表现。所以同是名医,傅山的思想境界高过张仲景,反言之,仲景缺乏傅山之“高韵”。张凤翔的上述看法,虽有厚傅薄张之嫌,但大体言之成理,符合历史实际。


  医家的医德是其世界观、历史观、人生观在医疗实践中的体现。特别是人生现,直接决定医德。一般而言,有什么样的人生观,就有什么样的医德。傅山早年就以天下兴亡为己任,具有强烈的“利他”之志。其号“公他”、“公之它”就是这一思想、志向的表白,正如其《起用杜诗戏作》一诗所言:“利他不道苦,自愧未能工。”他在明亡后之所以“以余事”从医,就是因为医药可以利他。此亦即宋儒所谓:“不为良相,便为良医。”由于傅山所处特定历史条件,其所愿救、利之“他”并非泛指一切“小大生民”,而是有其一定范围的。大致而言,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人们:一是生活于社会下层的广大人民群众;二是抗清之士;三是有正义感、同情心的士大夫。对于投敌卖国、为虎作伥、欺压人民的人,则拒绝为之服务。这是与其所坚持的民族大义是一脉相承的。凡属上述三方面的患者,无论其贫贱、富贵,均平等对待,认真诊疗,故受普遍欢迎和信赖。“登门求方者,户常满,贵贱一视之,从不见有倦容”。在他奔走抗清、流走各地或外出游览期间,老幼男女以疾请者,辄遮留不得去,从容诊治,多奇验。酬之金,不受也。这样好的医家当然受到人们的爱戴和传颂。所以傅山生前拥有众多的患者,其“擅医之名遍山,罔弗知者。”这是现今一些依恃报纸、电台、互联网等作虚假广告以招徕患者的医家所无法比拟的。


  傅山通过行医,更加贴近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,以致双方建立了深厚的感情。他对此也非常满足和欣慰,常常发之为诗,从现存《霜红龛集》中,可以读到此类内容之诗作。诸如:“火齐(剂)何曾解,冰台(艾蒿)偶尔藏。西邻分米白,东舍馈梨黄。食乞眼前足,医无《肘后方》。果然私捧腹,笑倒鹊山堂(原注:州有鹊山,山有越人之祠)。”在此诗中,傅山透露自己知医不多,诊疗水平有限。并非专职医家,只是偶尔收采药物和为人治病。既不能与著有《肘后方》的晋代名医葛洪相比,更要被先秦名医扁鹊秦越人捧腹大笑,以致把鹊山上的越人祠堂震倒。但善良的病家却不嫌弃,并纷纷送给白米、黄梨等物,令人感动。从全诗的语气、内容来看,似是作于初始行医之时,约在甲申之变(公元1644年)后不久。此前傅山可能受家学影响,略通医药,只是为了养生,不曾准备行医,治病救人。当时大多数书香之家无不如此。正如全祖望在《阳曲傅先生事略》中所说:“家传故有禁方,乃资以自活。”甲申之变后,傅山为反清复明离家奔走,遂以医药为手段,一则掩护自己的政治活动,二则自给自存,三则适应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。战乱导致疾疫流行,广大患者缺医少药,往往坐以待毙,略通医药的傅山,当然被视为救星。加之他不受酬金,平等待人,诊疗认真,又有“奇验”,必然受到群众出自肺腑的感激、爱护和关心,只要群众有吃的东西,就不会让他挨饿。傅山也投桃报李:“村翁问寒药,茶果致胡桃。”热情友好地接待求医的村翁。如此互助互爱、亲如家人的医患关系,无论任何时代都是难能可贵的。


  傅山还有一首诗更具体地描述他与患者的亲密关系。其诗曰:“云林白马贵,花史黑驴闲。石径时遭坠,青鞋暂得完。长鸣红树里,缓蹀翠微间。生怕嫌吾俗,虚哦似有删。”诗后作者自注说:“花史母君得危疾,余设医愈之。每往来皆以其所爱黑驴驮之。”由此诗及注,可见病家母子对医者傅山的深厚情谊。为了报答治病救命之恩,不惜以所爱的黑驴让傅山代步。须知,驴是农家之宝,一般是舍不得骑坐的。但却让傅山骑坐往来,行走于山间危径,从事政治和诊疗活动。表明花史母子对傅山是何等信赖和支持。而傅山骑着花史母子无偿提供的黑驴,觉得胜过高贵的白马。不但使他免受脚力之苦,“青鞋暂得完”,而且获得精神上的享受。似乎黑驴深通人情,过红树,穿翠林,让人赏心悦目。甚至连鸣叫之声也加以控制,生怕让人嫌俗。由驴之情,可见其主人之情,如此真挚、美好之情是十分感人的。


  傅山出狱后,医药是其主要生活来源。他不仅为人诊治疾病,也卖药。他与子、侄曾在太原城中开设卫生馆,诊病兼售药。又曾卖药四方,父子共挽车。晚年“避居远村,惟以医术活人”。这一时期的医药活动,无疑具有商业性质。但傅山并非把医药当作谋利发财的手段,仅取其自给而已,仍以活人为首务。他有题为《儿辈卖药城市》的十二首五律,其中曰:“为人储得药,如我病差(瘥)安。”采储药物的目的是满足患者治病疗疾的需要,他们服药康复,如同己身之病获得痊愈一样。这种把他人之病看作己身之病的推人及己、推己及人的思想境界,把傅山与那些见利忘义的商人严格区别开来了。他特别同情贫苦患者,常常免费提供医药。“禁方须万一,冷药满乾坤。若遇真人买,和笼价不论。”傅山喜游寺观,常遇羁旅无力求医的患者,痛苦呻吟。“先生即为治剂,无不应手而愈。”有的患者远在百里之外,傅山获悉后,不顾酷暑炎热或风雪严寒,跋山涉水,一心赴救。有时连续奔走几天几夜,时人为之动容。这种急病人所急,舍己救人的精神是医者最宝贵的品质。


  但傅山并非对任何人都能如此。其《医药论略》指出:“奴人害奴病,自有奴医与奴药,高爽者不能治。胡人害胡病,自有胡医与胡药,正经者不能治。”这里所谓“奴人”,实指出卖灵魂,依恃权势,欺压人民群众的豪强酷吏;所谓“胡人”,即指满清统治者。傅山从民族大义出发,对满清统治者及其爪牙,深恶痛绝,当然不愿为之诊治疾病。有一抚军之母病重,由县令说情,请求傅山诊治。傅见病者为老妪,准其所请,但抚军必须回避。还有一些官僚富豪患病,无从求得傅山诊疗,便乔装成贫苦难民,呆在傅山经过的道旁或寺观等处,以骗取同情和一张救命药方。傅山一旦识破其真相,则不再予以诊治。为此,他遭到一些恶人的嫉恨乃至报复,但他毫不畏惧和退缩。


  傅山医名日著,“医术入神”,晋人称其为“医圣”、“仙医”,求诊者日众。虽以余事从医,其医学成就却超过其号称“三绝”的字、诗、画。王道平在《傅青主女科·序》中说:“世传先生字不如诗,诗不如画,画不如医,医不如人。”其人品又在“医”之上。其实,“医”与“人”是密切相关的。医德高尚之人,必然对医术刻苦钻研,精益求精,以便治病救人,而医术精湛的大医、良医,往往是医德高尚之人。在傅山身上,二者的结合是相当完美的。高尚的人品、医德是其精研医理、医术的内在动力;精湛的医术则是其人品、医德的外在表现之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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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:刘静娜